第二章(2/2)
调整好了，又指着我对其他几位斗争骨干说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不行，头埋的太低了，又没站凳子上，坐在下面都看不到人了。”
一个红卫兵小将又提出意见。
也有不同的声音，“怎么看不到哇，能看到，批斗会吗，就是要他们噘的越低越好呀”，围观的同学中一个女生对那说话的回了一句，“人家噘着不累呀？走个形势就行了，至于这么折磨人家吗？”
另一个女声附合着，“就是，人家挨斗已经够难受的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反而愈加羞辱难当。
但女生也并不都这样具有怜悯心，一个扎着两只短辫，穿着绿色军装，系着腰带的女红卫兵说的就和那两个围观的女生不一样，“噢！对了，到时押解他们到位置上以后，要用脚踢一下他们的腿，你看每次批斗会上民兵就是这样踢四类分子的。”
她不仅建议了，而且还走到我的身边，取代了那个一直按着我脖子的男生，一支小手按住我的脖子，脚则向着我的腿部踢来，突然又发现我的双腿是并拢着的，便又对着我说，“鲁小北，把腿叉开一点。”
我按她的要求将双腿略略分开了一点，她这才又一脚踢来，正好踢在我的脚踝上，虽然力度算不上很重，但还是让我疼了好一下子，更重要的是，让一个女生这样弄，感到特别地难堪。
“到时你们几个，上来的时候都先不要把腿并的太紧”
这位女闯将对着我们说着，“要等到踢了你们几下后再完全并拢，听到没有？”
我没言语，但那几个面壁的四类子弟却全都冲着墙回答道：“听到了。”
“来来，试一遍，试一遍。”……一直到下午上课了，这次预演才算告一段落。
照例，下午仍然是劳动课，给玉米锄草，于是包括我们几个准备挨斗的和汪海龙等几个准备批斗我们的，又都集合起来往玉米地里走去，参加革命生产了。
这时的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棒子却还没有吐穗，人没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燥热难当。
好不容易锄草锄到地头了，我口渴的很，便走到一处机井旁喝水。
在路过另一块地时，隐约听到有人说话，似乎还有人哭泣。
这块地今天没人劳动，怎么会有声音呢？好奇心驱使着我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在穿过几行密密的玉米垅后，我看到了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汪海龙等几个坏蛋正在欺负准备和我一同挨批斗的地主崽子。
大概他是受到了威胁或打击，此时这个长的很高大却十分懦弱的地主崽子正跪在地上，抱着踩在他胸前的汪海龙的一支脚，可怜地叫着，“爷爷……海龙爷爷……”
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几个人也看到了我，“鲁小北，过来叫几声爷爷，明天批斗会上少让你挨几下。”
我轻蔑而又仇恨地迎着他们看了一会，便扭头往回走，但很快，几个坏蛋便追上了我。
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
几个人追到我前边，堵住了我，我站定脚，直直地与他们对视着。
对峙了一会，我又朝着既定的方向往前走，他们就站在我前方，我是做好了打架的准备的，但那两个小子大概怕不是我的对手，在我即将冲撞到他们身体上时，却让开了挡着我的道，只是嘴里叫着，“鲁小北你等着，明天批斗会上有你好看。”
我不说话，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第二天要挨斗，让人感到没面子。
这天晚饭后，我没有去外面找人玩闹，而是在家里无聊地呆着，可夏天天长，无所事事的我在屋子里磨皮擦痒地呆了一阵子，还是向着外面走去，可去哪里我却并没想好。
就在我将要走出大门时，邻居赵小凤家屋门响起，并有说话声，我扭转头望去，看到那也将要与我同时挨斗的女同学仝玉兰和她的妈妈，正从赵小凤家的屋门口出来，我便停住脚步，看着矮墙那边的几个人。
看样子是赵小凤和她妈妈在往外送客，但明显的母女二人却并不太客气。
只听赵小凤的妈妈不太耐烦地说：“哎呀她只是报个节目单念念广播词，会怎么开又不是她说了算。”
可那个妈妈却说，“她是指导员呀，是干部，让谁多噘一会让谁少噘一会不全是她在下指示吗”，说着又转脸对着赵小凤，“是吧小凤，到时你可要多照顾你妹呀，大姨求你了……”
说着说着，她的膝盖竟然打起了弯，向着地面屈下去。
看着马上就要跪下去，赵四婶赶忙走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双臂，“哎呀你要干什么？我说了她说了不算的，她没那么大的权力，那都是人家写好了她照着念的。”
那个罗嗦的妈妈仍然在唠叨，又对着自己的女儿说：“玉兰你快求求姐姐呀！”
仝玉兰倒没象她妈妈那么罗嗦，在妈妈的一再催促和拉动下，这才走到赵小凤的面前，低下头，叫了一声：“小凤姐……”
就又不说话了。
赵小凤早已十分的不耐烦，这时更是一跺脚，索性掉转头往屋子里走去，走了几步又被她妈妈喊住，她停住脚，噘起小嘴站在那，不往这边看。
又罗嗦了好几句，那母女二人才终于走出了赵家的小院。
赵四婶进屋了，赵小凤仍然站在院子里。
好一会，她看到了我。
大概这时她既不想进屋，也不想去送客，便直直看着我。
我不失时机地跟她打招呼，她便向我走来。
“她们来干吗？”
实际上我已经看出名堂来，但还是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明天开批斗会，不是我主持吗，仝玉兰她妈妈非求我怎么怎么照顾她，烦死了。”
说到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我说，“啊对了，你明天也要挨斗的吗，你怎么不求我？”
“求你……好哇！你要我怎么求你？要不，我给你跪下，用嘴亲你的脚，行吗？”
她终于噗哧一下笑了，“嗯，行啊！你再爬两圈，学几声狗叫，明天我让你多发会言少噘一会。”
她脸上的阴云这时才完全散去。
我也没事，她也没事，就各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隔着矮墙聊了好一会，直到天渐渐黑下来，才各自回到各家的屋子里。
到了批斗会正式召开的中午，最后一次走台。
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狗崽子仍然象个木头玩具般的任革命的小将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在又一次押我下台时，因为汪海龙耸我的力太大，使我一脚踩空，全身向前裁去，正欲向前跌倒的头，撞到一名小个子女生的脸上。
那女生尖叫一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啪！”
地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我的左脸上，打完，她还不忘骂了一句：“地主狗崽子！”
我还没完全进入到挨斗的角色，让一个小女生这般打嘴巴，还无法忍受，便一把将那女生仍然扬着的手抓住……“地主崽子要耍流氓！”
“鲁小北不老实，把他捆起来！”
几个红卫兵喊起来，让原本就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出手的我更加地迟疑，很是狼狈地将那只手放开。
我的双臂再一次被汪海龙等紧紧地扭住。
这一下，很快让几分钟后即进到教室的班主任侯茹得知。
她原本就不放心我，这下更是加重了她的担心，便很是气愤地命令我在几排课桌的中间空地上噘着，然后她坐下来，用教鞭一下一下地打着我从背后高举着的手臂，一句一句地教训着我，每教训一句，就要我回答一遍还敢不敢呀，认罪不认罪呀等等。
教室里空地不大，噘着的我身边全是围观的同学，近到好多人就蹭到我身上在那围观，我很怕即是班主任又是造反副司令的侯老师，老实地按照她的问话一句句应着。
这时，刚才那个被我撞了一下的小个子女生，挤到我的面前，又一次抡起手，“啪！”
地一下，打了我一个更响亮的嘴巴。
这第二次挨嘴巴，我一动也没敢动，仍旧倒背着手噘着。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就是让我抬头我也抬不起来了，没脸抬头了。
侯老师仍旧不放心，对着汪海龙问道：“鲁小北你们有把握吗，批斗会正式召开的时候他要不老实，不就扯我们全班阶级斗争的后腿了，我们班搞阶级斗争可是一直在全校排第一的。”
“您放心。”
汪海龙为了表示他对我的驯服程度，便又一次对着我叫起来：“鲁小北！给我站直了。”
我一直是噘着着自己的脚背的，突然直起腰，要面对众多围观的同学，脸却不知往哪里放了。
汪海龙再次下达口令：“听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打心眼里不服他，便磨蹭着，不想照他说的去做。
侯老师发话了，声音不大，但很威严，“鲁小北，你想抗拒无产阶级对你的专政吗？”
之后略一停顿，向着墙角甩了甩头，命令，“把那水筒，抱起来。”
教室的墙角，放着一只盛了大半桶水的洋皮水筒，是打扫卫生时用来洒水的。
我走过去，双手搂着筒身，抱了起来。
侯茹重复了刚才汪海龙的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的脑袋里飞速地转动了几下，很快意识到如果我坏了她的面子，可能会十倍地偿还，那代价就太大太不划算了，想到这，我抱着那只装有几十斤重的水筒，原地跑起步来。
“腿抬高点！”
侯老师用手中的教鞭朝着我的腿重重地打了一下。
于是我认真地踏着步子跳动，水筒中的水在我的跳动中不住地往外飞溅着大朵大朵的水花，弄的紧挨着我的同学们纷纷后退，只剩下我一个人滑稽地按照命令做着那狼狈的动作。
许多同学起哄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跟着便是一阵哄笑。
当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从记事起便耳闻目睹的父母让人欺辱的现实，让我们这些出身四类家庭的狗崽子，打从骨子里、脑子里便烙下了被专政的印记，我们都知道，抗拒专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而这样的罪名一旦加上，轻则游街批斗，重了会掉脑袋的。
看到效果已经达到了，侯老师还比较满意。
于是正式的批斗会便准备开始了。
会前，我们五个挨斗的，还有十名押解的，在教室的后面站好，等待主持人的命令。
前者五人全都羞的大低着头立正站好，后者十人则分站在我们身后，互相地看着，有的还小声地嘻笑着，也有的则在我们背后小声地警告：“老实点，让你噘高点，不老实的话，把你按到脚面上去。”
指导员——也就是我的邻居赵小凤——宣布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们带上来时，那十个红卫兵同学，便两个对我们一个地将我们押到讲台上来，一字排开，把我们的头用力向下压去，同时将我们的双臂从背后向上托举，使其直直地向后上方伸出，然后例行公事一般地将我们的双腿踢了几下，使其紧紧地并拢，他们就下去回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了，我们五个便象已经听到“各就位”
口令的游泳运动员一样，做着那样奇怪的动作，又象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敢动地噘在讲台上，开始挨批斗。
至于批斗的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最先全是极其空洞的革命口号而已。
象什么不忘阶级苦呀，牢记血泪仇呀，农民阶级如何在解放前吃苦受累养活了地主富农呀，地主资本家又是如何地剥削压迫贫下中农呀，如何听毛主席的话呀，如何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等等等等。
最先是由主持人赵小凤主持批斗的。
在宣读了一大希我的罪状后，她问我，“上次锄棒子，偷摘生产队鸭梨吃的，有没有你？”
我将头低到差不多到膝盖的高度，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背回答：“有我……我有罪。”
“劳动人民的丰收果实，不许你们这些地主狗崽子来偷摘，听到没有？”
“是，听到了。”
其实，作为盛产鸭梨的我们那地方，劳动中口渴摘梨吃，几乎每个社员都有，但作为四类出身的我，是不许有的，如果有，就是犯罪了。
她又按惯例命令：“噘低点，手不许晃！”
我便两次将举得有些酸了的手臂朝着后上方使劲地举了举。
赵小凤又一个一个问下去，直到把噘着的五个狗崽子每个人都问了一遍。
“批斗大会进行第三项，请八二班红卫兵连长汪海龙上台发言。”
主持人宣布。
汪海龙上台了，他也同样念了一大通主席语录后，开始对我的种种有的与没有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揭发，每揭发到一段落，还要进行审问，“鲁小北，你爷爷是反动地主，你爸爸是走资派，你妈妈是与人通奸乱搞的破鞋，你们家反动透顶，你知罪吗？”
“是，我知罪。”
我几乎不用脑袋去想，便机械地回答。
“想挤上孔老二的黑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是你的反动本质？”
我仍旧回答着，“是，我反动，我有罪。”
“我让你反动”，随着这句狠骂，我重重地挨了他一个耳光，脸上一下子象被扎了很多针一样。
“我让你反动！”
又是一句斥骂，又是更重的一击。
那一刻，我好想直起腰来和他打一架，但面对全班的革命师生以及前来观摩的全校革命师生的代表，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份，我没敢，而是老老实实地噘着，一动也没敢动。
汪海龙发言完毕下去了，于是主持人命令我站直了向人民认罪，我艰难地直起已经噘的不容易一下子站直的腰，按照早已背诵多遍的认罪书上的内容，念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广泛深入地揭批林虎、孔老二的复辟阴谋，向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一个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没能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反动性，没能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没能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没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监督与批判，没能……”
按规定，挨批斗时要噘着，认罪时却必须立正站着。
所以发言时，是要面对台下的群众的。
我站着，直立的站着，眼睛却使劲地看着地面的某处，不敢与下面的群众对视，不敢看本来一同居住一同上课一同玩闹的男女同学们看我的目光。
但站着认罪可以让噘久了的腰和举久了的手臂得到休息，因而是一种不错的缓解机会。
我继续空洞地上纲上线的认罪，尽量地拖延时间，以努力加长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但什么时候站直了什么时候噘下去却并不是由我们这些挨斗的阶级敌人说了算的，就在我背书式地认罪认了七八分钟后，主持人赵小凤打断了我的话，“鲁小北，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想老实认罪，给我噘下去。”
这是批斗会的程序，早在彩排时就知道了的。
于是，我停止了站立认罪，重新弯下腰，举起臂，噘着了。
一个又一个革命小将上台发言、喝斥、审问，但象汪海龙那样打耳光的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同学用手按住我的后脖子，一边往下压一边命令着：“给我噘低点，狗崽子！”
我噘着屁股，背着双臂，还要受人这样摆弄与打击，一种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涌满了全身。
这感觉，是屈辱，是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并不愿意承认的－－－－因受虐而引起的快感。
一个别的班的男生，他没有上台来发言，却不知从哪捡来一块霉烂的老倭瓜，一边喊着：“鲁小北噘着累不累，请你吃个倭瓜”，一边从远处将那倭瓜向我砸来，但他的准确性差了点，烂倭瓜带着风声擦着我的脖子飞过去，“叭叽”
一下子煳到了紧挨着我噘着的仝玉兰的头上，教室里的男女同学发出一阵哄笑。
又一个女红卫兵上台继续发言了。
仝玉兰就在我的右侧噘着，因为我们都是头朝下看着脚面噘着的，我不用歪头，就能看到她的脚，也看到她的眼泪一颗又一颗地落到她的脚尖前面的地下，但她没有敢哭出声来，真的，我靠她那么近，一丁丁点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我好奇地稍稍转过脸去看她的脸，那散发着霉臭的老倭瓜，就端端正正地落在仝玉兰脑后的两个小辫子中间，因霉烂而流淌出的浓浓的黑黄相间的汁液流过她的脸颊，集中到她的鼻尖上，又和着她的泪水滴落在她的脚下。
这来自六年级的红卫兵代表正在激情满怀地发着言，照本宣科地读上一段后，便审问起来，“仝玉兰，上次我们为生产队积肥，大家都脱了鞋到猪圈里，你为什么要穿着鞋下去？”
仝玉兰噘着回答道：“我怕扎脚。”
“为什么怕扎脚，这是你剥削阶级思想在作崇，你仍然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也不干，过你们吸血鬼的日子，对不对？”
“是，我有罪。”
审问了几句后，她又继续发言，又读了一大段后，她的矛头又转移到另一个挨斗的女生身上，“白莎莉，你狗爹是个什么东西，旧社会读了资本主义的书，给你取了资产阶级的名字，你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老实交待，是不是这样？”
那个靠近仝玉兰另一侧噘着的女生也按部就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
于是她又接着批，直到将我们五个四类狗崽子全部批了一遍。
在她发言时，我又偷偷偏了几次头向仝玉兰看去，那比足球略小一些的烂倭瓜仍然始终纹丝没动地顶在仝玉兰的头上，极其滑稽而又可怜。
其实，只要她稍稍偏一偏头，就可以将倭瓜甩下去，不过换了别人也许真的会这样做，但她仝玉兰不敢，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背景的批斗会上，她一丁丁点也不敢改变红卫兵给她规定的挨斗的姿势，屈辱地顶着那块臭气熏人的烂倭瓜老实地噘着。
那激情怒放的红卫兵代表发言结束后，主持人赵小凤点名要仝玉兰认罪了。
“仝玉兰，站起来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
仝玉兰按指令直起腰来，那烂透了的臭倭瓜这才顺着她的脖子、后背滑落下来，但她的头上、脖子上、却仍然留下粘呼呼的几大块，顽固地沾附着不肯离开。
她按照事先准备的认罪词背诵道：“我爷爷开大车店，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罪恶滔天……”
只说了这么两句，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紧张了，竟然顿住了，没词了。
等了好一会不见她继续发言，赵小凤便大声喝斥到：“仝玉兰，你想抗拒人民对你的专政吗？继续交待！”
仝玉兰这才又说，“我有罪，我认罪……”
但有什么罪认什么罪却仍然没有了下文，她大概是真的忘词了。
看她实在说不出什么，赵小凤便一声大喝，“不老实，给我噘下去！”
于是仝玉兰只好又呈喷气式噘了下去。
批斗到最后时，是我们五人做感想发言。
我们一个一个地直起身子，面对着台下全班的同学发表感想，大致说的都是：“感谢毛主席，感谢侯老师，感谢革命的群众教育我……我以后一定好好认罪，好好劳动，好好改造……”
持续两节课的批斗终于结束了，第三节课，刚刚挨过斗的我们几个地富狗崽子，又与斗过我们的其他同学一起重新坐到座位上上课了。
那三个和我一样首次被批斗的女同学，全爬在桌子上哭，一直到放学，再也没抬过头。
第二天，那个被我撞了的小个子女生，眼睛竟然肿了，看来我的确把她撞的不轻。
不过意外的是，到了课间，她却找到我，一反昨天那种泼辣，而显的十分不安地对我说：“昨天你把我撞疼了，我才打你的……其实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趁你挨斗时打你，也太……”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努起小嘴。
我正不知说什么，她又继续支吾着说道：“要不……我赔你一根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