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2)
扬州秀才姚同心，自号东门生，娶妻丑陋多病，妻死后，发誓要娶绝色女子为继。数年未得，遂引诱标致的小秀才赵大里为娈童，两人“白天是兄弟，夜里同夫妻一般”。后娶绸缎铺金老板的女儿金氏，美貌无比，但又舍不得大里，仍保持暧昧关系。
晃几年过去了，那年东门生三十一岁、金氏二十一岁、大里十八岁。大里藉口用心读书，禀报母亲麻氏，搬到东门生书房里住，两人一发亲密了。赵出入东门生家，与金氏眉来眼去，都有了心，东门生也不计较，反而认为“便待他两个人有了手脚，倒有些趣味”。于是便加以凑合，大里与金氏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第一次交合，金氏使出浑身手段“战败”了大里，直到他讨饶为止，两人都感到不满足，约定再战。第二次交合前，大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吃过春药，并暗中将淫药放入金氏阴户。两人缱绻多时，金氏屡战屡泄，弄得外阴红肿，疼不可忍，大里仍然金枪不倒，连奸丫鬟赛红和阿秀。东门生与金氏吃了个大亏，决意报复。
大里有寡母麻氏，年三十二岁，已守节十余年，长得也十分标致。东门生假意关心大里，让他外出教馆，接麻氏到家由金氏照顾。东门生谎称外出暗藏别室，麻氏与金同床而眠，晚上，金氏百般挑动麻氏的情欲，又用缅铃（一种助情器）使麻氏无法自制，暗中引东门生与之交欢，事明后，麻氏仍沉缅淫乐，三人同淫。为报复大里奸丫鬟，东门生又设计灌醉金氏和麻氏，趁机奸污了麻氏丫鬟，年仅十三面目矫好的小娇。
金氏与麻氏争风吃醋，为了平息混乱，麻氏提出一个办法，将大里和金氏配为夫妇，自己和东门生凑成一对，以致重新组合成了两个“家庭”，但又不受“家庭”的限制，东门生仍与大里、金氏一起日夜宣淫，加上丫鬟使女一齐鬼混。金氏和、历氏的争斗还是无法解决，闹得不可开交，惊动了邻里。东门生家丑声外传，正值学院出巡到扬州，地方状告东门生与大里“行止有亏”，东门生于诸人畏罪逃入山区。
后来，麻氏生了两个儿子，但因性欲难熬，不满周月便与东门生纵欲，得日月风而死。金氏也因纵欲过度，得“色痨”而卒。东门生与大里设法到别处寄学，来到北京，但乡里人早把他俩的丑事传遍，北京也没人理会他们，两人只得回家，走到半路，大里“遇了疫气忽然死了”。赛红、阿秀嫁人，只有小娇照料麻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与东门生相依为命。一日，东门生梦见金变为母猪、麻变为母骡，大里变为公骡。梦醒后，东门生大悟，深感“报应的道理，果然是有的，忙请法师替三人忏悔，一人又托梦道，由于东门生的忏悔，罪孽减轻，“不久又好托生人身了”。东门生更是大彻大悟，出家为僧，法名为“西竺”，结庵而居，以自己的教训警戒世人。
与一般禁毁小说不同的是，《绣榻野史》的作者斑斑可考，是明代后期的一位戏曲作家吕天成。据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王骥得《曲律》卷甲记载：“勤之（吕天成字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好，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汛滥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煜然。最膺服词隐（即明代著名戏曲家，“吴江派”的开山祖沈璟），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毖，不少假借”，他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
吕天成（约1580—？）字勤之，号郁兰生，别号棘津，出身在浙江余姚书香门第之家。他的母亲孙太夫人大量的戏剧作品收藏，为吕天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创作环境，以后，他又以沈璟为师，成了“吴江派”的一员大将，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沈璟学生辈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位郁兰生了。他年未四十而卒，写下了不少作品，有《双栖》、《双阁》、《四相》、《四元》、《神剑》、《二》、《神女》、《金合》、《戒珠》、《三星》等剧本和其他短剧，在当时颇享盛名，可惜这些作品都未陡流传下来，只有一部戏曲评论著作《曲品》至今犹存。《曲品》三卷，仿效《诗品》品论明代戏曲家的品位高下，在中国戏剧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太夫人如此酷爱通俗文学，想必是个思想比较开通的母亲，加上余姚是江南重镇，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文人云集，个中不乏思想解放、行为怪诞之士。以狷狂出名的江南才子徐渭（1512—1593），即为山阴人，与余姚近在咫尺，堪称同乡（余姚、山阴同属绍兴府），这位乡前辈对吕天成，自有其潜移默化之影响。吕天成生活的时代，正是“公安派”文学十分活跃之时，公安派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比吕天成稍长，吕天成年少时，他们在文坛上已享有名气，影响着一代文人墨客。三袁都是放浪不羁之士，袁宏道鼓吹“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生活方式，袁中道则津津乐道自已的流连“游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他们提倡的是用生命本能的情欲和及时行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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