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2)

    白支书叫白丽萍，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分到了县政府机关工作。文革开始后，受造反派的排斥，被下放到公社，好在她在学校就入了党，公社就安排她下乡当驻村干部。她男人也是个知识分子，跟她的境遇差不多，在一个离我们那几十里的公社的一个小工厂工作。两口一子个月见不了一面，也没有固定的住房，一般是回他男人的老家（也在乡下的另一个村子）。两个人结婚五六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孩子，这件事儿让两个人者非常苦恼。尤其是白丽萍，不但公公婆婆给她脸色看，村里的人也议论纷纷，让她更不愿意回婆家，一来二去，两个的感情也渐渐淡了。好在那个年代个人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只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些都是我在和白支书单独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的，村里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也说明白支书真的把我当成他在我们这个村的知己了，为了报答的知遇之恩，我必须竭尽全力支持支书的工作，照顾好支书的生活。

    针对我和支书的交往，村里的一些贫下中农也确实有过一些意见，有的人还到公社反映过，但是经过调查，我们确实是工作关系，能改造好一个地主也是干部的能力体现。别人一看提也白提，也就不了了之了。当白支书把这件事儿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要走出成分的阴影，见了一点阳光了。不过白支书还是提醒我，以后还是少接触的好。

    白支书虽然是个女同志，但非常要强，每天早上上工，她都比贫下中农到地头要早，晚上收工，她总是最后一个往回走。到了收玉米的季节，正好一场及时雨刚下过，为了保住墒情，村里发出了“大干二十天，抢收抢种，向国庆献礼”

    的口号，全村上下齐动员，平时不出工的都要到地里去，白支书还动员学校的老师领着学生也参加劳动。我和岳母都得到地里去劳动。村民们远远就能看见白支书脖子里搭条白毛巾，站在地头上安排生产。

    有一天，天已经黑了，由于我平时不太干活，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别人干完了自己分的活儿都收工回家了，我还得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当我好不容易干完了，望着身后倒下的玉米，心里有了一些成就感，心想劳动真好，它确实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改造人的世界观。当我费力地刨起一株株玉米，我忘记了自己的地主身份，而回归到了人类的群体中，我是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在和大自然作斗争。这一感觉把我拉回到了作人的感觉，我为自己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努力是刨着。当我兴奋地拖着疲劳的身子往回走时，远处听着有个女人在喊些什么，由于这里离村庄比较远，现在地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看看，什么也没有，我心里有点害怕。接着又是一声呼喊，我听着就在我前面，我惴惴不安地往前走着，声音越走越近，我听着好像是白支书的声音，于是加紧了脚步。

    前面是一片还没有收割的玉米，声音就从玉米地里传出的。我确定就是白支书的声音，喊得有点吓人，我心想，是不是遇到坏人了。有了这个念头，我三步并作两步朝喊声跑过去。一片被压倒的玉米，白支书被一个人按在地上，嘴里不住地骂着：“流氓！流氓！”我手里拿着收割的镐头，大喊一声：“住手！”那个人一听有人来了，扔下白支书，往青纱里面跑去。我想还是先看看白支书要紧，就没有去追，低下头来再看地上，一片被扑倒的玉米秸上，白支书的上衣已经被撕烂了，下身被蜕去了一半，裸着大半个身子，惊恐地喘息着。我低下头帮着她整理衣服。白一看是我，也顾不得地主不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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