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才女勾情(1/2)
这时徐风驾着那辆墨绿色桑塔纳轿车来了，任凭看看传呼上的时间，正好八点十分一点不差。也许司机都是这样的素质吧，时间掌握得好。任凭上了车，徐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让你久等了，领导。任凭说，是我下来得早了，你来得很正点。任凭坐在自己的车上想，以后再不用骑个单车风里来雨里去的了。原来他是坚决支持车改的，曾对黑龙江省的某个城市公车改革大加赞赏，现在看来那种改革最好不要在本市进行，因为自己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再改就改到自己头上了，有谁愿意将自己身上的肉割一块给别人吃呢？
任凭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又坐在老板椅上感受了一番。感觉很好。这时成雁敲门进来，拿起一只拖把到卫生间去了。她今天换了一套暗红色的套裙，脚穿一双高腰皮鞋，看起来更加娇艳，身段更加婀娜，也很性感。任凭又忍不住自己责备起自己来，对自己的部下怎能这样想呢？但转念一想，美的东西世界共享嘛！假如一个漂亮女孩走到大街上，那么她就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亮丽的风景，她可能就对提高这座城市的品位做出了贡献。成雁从卫生间回来，边拖地边和任凭唠嗑。
“昨天晚上真得感谢你呢，任处长。”成雁眼睛扫了任凭一下又收回来。
“谢我什么？我又没给你办什么事。”任凭说着起身走到门口的饮水机旁去倒水。
“你昨天帮了我的大忙。”成雁说。
“是喝酒的事吗？那在酒场上是很正常的事儿。”任凭边倒水边说。
“你不知道，我是最怕喝酒的，尤其是白酒。我喝了以后浑身起红疙瘩，两三天下不去。”成雁停止了拖地，双手拄在拖把的把子上。
“那你怎样感谢我呢？”任凭也不知自己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嗯……让我想想……我请你吃饭吧。”成雁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说起话来快要语无伦次了。
“算了吧，让你请我吃饭，还不如我请你呢。”任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在老板椅上逍遥起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这样说定了。”成雁说完话就去涮拖把去了。这时徐风进来了，手里拿了一把报销的单据递给任凭，大概是昨天的购物发票。这时成雁又进来拿起抹布擦桌子，任凭大致扫了一眼那些发票，发现那张手机发票变成了7888元，就随手将那些发票放进了抽斗里，想等成雁走了以后再问徐风怎么回事。
成雁先将任凭办公室里的沙发、盆架、书柜等擦了一遍，重新涮了一下抹布，就又过来擦老板台，这时房间里就剩任凭他们两个人了，他看到成雁袅娜的身段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双乳在上衣里面不安分地颤来颤去，隐隐约约，象是雾中的两座山峰，但是怎么也看不清山上的花草树木，一捋青丝从她的白玉般的脖项中斜出，遮住了左边的半个脸，象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任凭又有些慌乱起来，急忙拿了一张报纸来看。这时他偷偷地瞥了成雁几眼，发现成雁的双颊已经飞满了红云，也许她也象自己一样有些不好意思？也许……自己真是没有定性，都三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样不成熟呢？很多书中的大人物都是泰山压来色不变，而自己见到一个小女子在面前就这样心荡神驰，怎么能成就大事？也许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小人物，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情怀。
正胡思乱想着，成雁已将自己的板台擦好了，她又将抹布等东西收拾停当，就轻声打个招呼走了。这时他才想起抽屉里的票，随手给徐风拨了电话，刚放下电话徐风就过来了。没等任凭发话，徐风就开口说：“任处，有个事情，本来应该先向你汇报，但当时实在是不方便，所以就只好先斩后奏了。”
任凭和蔼地说：“你直说吧，都是弟兄们，不要外气。”
徐风接着说：“买手机的钱本来是5888元，但开票时我让他们多开了2000元钱，这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原来的处长在的时候有这个惯例，因为有些票据是没办法报销的，只好平时报销的时候多报一点，二是你们当领导的应酬较多，手里也得有个活便钱。万一同事朋友有个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怎么办？都在家里的帐上支出，嫂子岂不是有意见？再说，那样也显得自己太没本事，什么钱都从家里拿。”
任凭又遇到了新问题了。打从昨天到这个大厦来上班，他就不断遇到新问题，这些问题有的牵涉操守，有的牵涉纪律，有的牵涉法律。但有一点，这些问题大都跟钱有关，要么是怎样向外支出钱，要么是怎样分配钱。说实在的，任凭并不是一遇事决断的人，他总要先将事情掂量掂量，三思而后行。今天这事他刚才在脑子里已经转了好几个圈了，正过来想，这种行为叫什么？不是贪污吗？自己向来都是很清白的，能在这个问题上玷污自己吗？但反过来又想，两千块钱也算不了什么，要是自己硬要将这票重新让徐风去开，徐风会怎么想？他以后有什么事肯定就不和自己交心了，况且还会在处里的其他同志那里说自己的坏话，这样自己这个处长就成了孤家寡人。任凭向来和别人共事都是共心的，他不喜欢虚假的一套。唉，算了吧，还是按惯例吧，俗话说，前边有车，后边有辙，萧规曹随最好，这样既省心又落好儿，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里，他一边说着：“这情况我知道了。”一边将那几张发票拿出来，一一签上“同意报销”字样，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在签字的过程中他还发现商务通和手提包的钱数也分别多了三四百元，心里明白，也没再说什么。
徐风拿上票，到财务室小曾那里换来了钱，旋即又转回来。徐风将任凭的门反锁了，就掏出那2800元钱来。他拉开任凭的抽屉将钱放进去。任凭感到不解地问：“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处里的钱，先放到你那里管着吧。”说着就将钱拿出来往徐风手里递。
徐风不解地看着任凭。可能他觉得任凭很奇怪，心想这人怎么这样不开化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钱交给你就是让你分配的，三七开，四六开都行。给自多少自己要多少，自己不会说个不字，也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但他偏说这是处里的钱。怎样开导他呢？还是用惯例点拨他吧。想到这里就说：“以前的处长都是当时就处理掉。”
任凭想：又是以前的处长！看来自己这个处长总得活在他的影子里了。但既然已经按惯例了，就按到底吧。又一想，怎么个分配法呢？是和徐风两人分还是和成雁三个人分呢？还是两人吧。这事就徐风一人经手，成雁虽然去了，但她并不知道票的事。再说，怎么分好呢？干脆二一添作五，省得徐风心里不平衡。他将钱分作两部分，一半放进自己的抽屉，一半递给徐风。
徐风推辞着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要那么多。”
任凭站起身来说：“拿着吧，你哥就是这样的人，见见面，分一半。”
徐风又让了一番，就将钱装进了上衣兜里。说不尽的感激话，还说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然后就出去了。
任凭将钱放到了中间抽屉里，又觉得不合适，又转移到下面的抽屉里锁好。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看着，思绪却翻飞起来。以前他在工作中跟钱打交道少，所以也就没有多少这样的机会。以前一个单位就一个大帐，每年审计局还要审计。再说一个月的进出除了工资外，其它的钱也就几千元。随便折腾也折腾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看来腐败得有条件，有温床。他胡乱地翻着当天的晚报，突然有个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消息的题目是《只因无钱酿惨剧，下岗职工上吊死》，他向下看起来，只见那报上写道：
（本报讯* 记者梁红人报道） 本市国棉八厂下岗职工柳钦佩因十元钱和妻子发生口角，柳一气之下竟自挂东南枝，被人发现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早上，柳钦佩在送儿子上学的路上，儿子提出好久没吃过肉了，中午想吃肉丝面条，柳当时没带钱，送过孩子回家后在抽屉里拿了仅有的十元钱到街上买了面条和大肉，自己将饭做好后等儿子和在某公司打零工的妻子回来吃饭。谁知妻子回来后竟大发雷霆，说那十元钱是给孩子准备的学费，他不应该拿去买肉。二人因此发生口角，妻子情急之下，挖苦丈夫下岗没本事挣钱，丈夫柳钦佩受不了这个羞辱，当天夜里在租房居住的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为此，记者提醒广大下岗职工，下岗莫失志，要自立自强，创造一片新天地。
下面还配发了评论员的一篇短评。任凭感到震惊的是，报上的名字和他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名字竟一字不差！难道真是那位同学吗？又一想，不可能。那位同学在大学里是很有才气的，经常发表文学作品，虽然毕业时分配到了工厂，但最近自己还见过他，当时他慌里慌张地到自己在调研局的办公室，说自己正在考研，去书店买书，但带的钱不够，就差十元，任凭当即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给他，他说用不了那么多，后来任凭从同事那里借了十元钱给他，他拿着钱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时还说这钱等两天一定送来。怎么会是他呢？中国人太多，可能是重名重姓吧。但是报纸上的许多特征都象自己的那位同学，比如说“儿子上学”、“国棉八厂”等等。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他正要拿电话，电话却响了。他拿起了话机。
“老任吗？我是李南山，你老兄到了个肥地方也不打个招呼，害怕请客吗？晚上你得安排！”原来是大学时的同学李南山，他和任凭一个寝室，只因人长得帅，人送外号“南山一棵松”，简称“一棵松”。他老家就是本市的，因为毕业有熟人，当时直接分配在市司法局，现在已经是人事处处长了。
“调动比较快，我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前天组织部通知的我，昨天就来报到，今天是第一个接到咱们同学电话。”
“别谦虚了，我知道你的能力，不说这个了。柳钦佩死了，你知道吗？”电话那头的李南山说得很简单明了。
“难道真是他？”任凭震惊地说，“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叫柳钦佩的，因为十元钱和妻子生气自杀了。我想不是他，他不是在考研吗？前天还借我十元钱买书呢。”
“你和他接触少，所以不知道他的情况。这段时间他们厂裁员，实行内部双向选择，他就被选掉了。他老婆没有正式工作，在一家公司搞卫生，老板心黑，又不给钱。没办法只好到处举债，他都借我十几次钱了，刚开始和向你借钱一样。”李南山说。
“我还真不知道这情况。那咱什么时间去他那里看看好吗？撇下孤儿寡母，真是怪可怜的。”任凭真没想到，同是一班出来的学生，有的发财，有的当官，有的穷困潦倒而死。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去？晚上你有时间吗？”
“晚上……有有。”
“那就一言为定。”
任凭放下电话，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一上午坐立不安。他接了好多电话，大部分都是打电话祝贺的，有老同学、老同事，也有和自己只有一面之交却死死盯住自己的趋利着。无非是说些好听的话，场面上的话而已。在当今这个社会上，人就是一架机器，你不得不受别人的操纵，别事的操纵，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有谁能象东晋王徽之雪夜访戴逵那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呢？又有谁能象李白诗里写的那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呢？人都要为鼻子底下的那一横而活着，为口腹之欲而活，所以不得不隐忍好多种欲望。
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任凭就想着去看柳钦佩的事，于是从抽屉里取出五百元钱装进提包内，快到六点时他叫徐风下楼，然后到司法局接了李南山。南山虽然比前两年稍胖，但依然英俊潇洒，个子有一米七五上下，不高也不低，戴一付金边眼镜，脸蛋漫长，皮肤白而不腻，头发中分为二，不知这种形象在女孩子眼中怎么样，反正在任凭眼中他是标准的美男子。但是有一个铁的事实，李南山的艳遇远比任凭多得多。因为任凭身高才一米六八，照时髦女郎的说法是三等残废，脸蛋又是温柔敦厚的圆形，不大受女孩子喜欢，所以他总是羡慕李南山，大学时李南山刚开始年龄小，不开化，常常有漂亮女生找上门来，他总是以礼相待，从没有非分之想，有时候女生提出和他去看电影，他就推托说要上晚自习而婉拒，而任凭是老大哥，当然在男女之事上成熟得早一些，于是就趁机想揩点油，说他不去我去，我请客。女生有时拉不开脸面，就跟他去了。但是往往是走到半道，那些女生就找个理由开溜，弄得任凭的信心大受打击，好多次发誓以后再也不想女人了。可是发誓归发誓，没有两天就又做梦和女孩子亲热，醒后发现内裤上有热热的湿湿的腥腥的东西。后来上了大二，李南山就开始有这种意识了，这大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任凭的性知识讲座。任凭虽说是农村来的学生，但是他对性感兴趣，常常看些《生理卫生》、《新婚必读》之类的东西，高中时有幸看到了手抄本的《少女之心》，况且还大着胆子进行了改写和演绎。那时也就这些书可供参考，当然他也知道有个弗洛伊德，有个蔼理士，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凭着那几本小书就可以蒙那些尚在性朦胧阶段中的学弟，晚上熄灯以后，任凭就开讲，但是只讲十几分钟就嘎然而止，弄得那些正支棱着耳朵听的可怜的学弟们百般哀求，他才饶上一段。就这样讲座开了一个多月，他们寝室的同学个个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寝室室友的恋爱成功率大大提高，他也成了班里男同学中的“香饽饽”。现在想想也确实有些可笑，但是在那性教育严重缺位的年代里，任凭还真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如果有什么野史稗史的话，还真该给他记上一笔。李南山在大三的时候，同时和三个女孩谈恋爱，有两个是外地的，经常鸿雁传书。一个是本校低年级的，李南山的星期天主要是和她共度。下课以后，任凭和其它同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没有李南山的恋爱信，一旦发现，大家一哄而上抢夺之，李南山当然最着急，也参加无奈的哄抢，但是信到他手里可能已经是皱皱巴巴了。于是拆开信后，他就被要求高声朗读，但他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念上几句，当然不包括“海枯石烂心不变”、“你是太阳我是月亮”之类。有时任凭趁其不备一把夺回看上几眼，李南山半恼地再夺回。那时也不讲究隐私权之类，只是觉得很快活。
车子进入了本市最宽的一条大道，此时已是掌灯时分，各种各样的车辆往来穿梭，不知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路上行人匆匆，车前不时有骑车人闪过，特别是路口处，常常有一两个骑车人象过五关斩六将那样在汽车前招摇过市，弄得徐风不得不猛地刹车。徐风口中不干不净地骂着。人说当司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不知真伪。因为司机的工作让人着急，这种着急可以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能磨平人的性格，什么时间都不急不躁，象一头老牛；另一种结果是脾气更加暴躁，本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开一段时间车以后，就学会了骂人，甚至下车和人打起架来。不知徐风属于哪种情况，也许原来是很温和的吧。李南山看了一眼闯关的骑车人说：“素质太差。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有些人的素质跟不上。”
“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是自行车大国，大量的上班族还是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而官方则不考虑这种情况，一味地拓宽快车道，将自行车道挤得快没有了，自行车向哪里去？当然乱闯红灯是不对的。还有，有些当官的颐使气指，横冲直撞，甚至占用人行道，高声按着喇叭前行，好象是封建时代的官吏前卫高喊“回避”的样子。那些人才应该提高素质。”可能是因为任凭前几天还在骑车，所以站在骑车人的立场上。也许他本来就有平民意识。
“要我说，应该制定撞了也白撞的制度。有些骑车人为什么敢闯红灯？就是因为他认为汽车不敢撞他。”徐风是完全站在司机的角度说话。
“也许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吧，站到什么立场上，就说什么话。外国的总统选举为什么得到半数的票就可当选？因为选民来自不同阶层，各自阶层为各自阶层说话，所以什么时间也不会整齐划一。所以你们说的可能都有理。”李南山对此问题作了个总结。
汽车这时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李南山的指引下右转进入了一条仅容纳下一辆车的胡同，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在黄色路灯的照耀下，房子的山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看来这房子有些年头了。高楼大厦的背后也有低矮小屋，繁荣富强中也隐藏着贫穷落后。
李南山介绍说：“这房子是作为八棉的职工集体宿舍用的，是五十年代的建筑，早就该拆迁改造了，但是由于这几年纱厂不景气，职工集资建房吧，每户就要拿七八万元，工人们大都下岗了，到哪去拿这七八万块钱？又不能去偷去抢。所以就一直这样存在着。”
“你怎么对这个厂这么熟悉？它好象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啊。”任凭禁不住问。
“这你就不知道了。你可能和他接触的少。柳钦佩在厂法制科干过一段时间，老是往司法局跑。国有企业机构繁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从这点上说，他们也很难搞得好。”李南山边说边探头向前看，忽然他指着一个有微弱灯光、又挂着竹帘子的门说：“就是这，到了。”
任凭随李南山下了车，让徐风在车里等着，他和李南山缓步向那个有灯光的门口走去。这是一排平房，柳钦佩的房子在这排平房的中间，这时他们听到一位女子在嘤嘤哭泣，不用说，肯定是柳钦佩的妻子了。任凭心情猛地灰暗下来，胸口像是被揪着一样难受。他的心肠软，平时参加不认识的同事的追悼会还要流泪，何况这是同窗四年的同学！
李南山喊了声：“刘咏梅！”哭声依旧，好象因为过度悲伤，听觉迟钝了，又稍大声喊了两下，哭声才停止，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中等个头、短头发、四方脸、大眼睛、满面泪痕的女子来。见是李南山，忙向屋内让，李南山向他介绍了任凭。任凭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床上的柳钦佩的遗像和骨灰盒，他和刘咏梅握手的时候眼泪已忍不住流了出来。
刘咏梅让大家坐在床上。这是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房子，由于潮湿，散发出一股霉味。四周的墙上污迹斑驳，好象有很多年没有刷过了。房间的西墙边，放有一个铁皮煤炉，上面坐的铁锅里剩有残羹冷炙，也不冒烟，看来煤火已经灭了。靠东墙放有一张双层木板床，上层有一个约六七岁的男孩，在被窝里睡着了。下层胡乱地放着两条没有被罩的被子，床头放着柳钦佩的骨灰盒和遗像，像不知是什么时间照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上衣，表情里有一股傲气。骨灰盒在遗像的后面，呈金黄色，象是金碧辉煌的楼阁。这真是一种灰色幽默，活着的时候住破旧平房，死了却能住崭新的楼房。靠西墙的墙角放一张三斗桌，三斗桌上放着屋内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其它还有简易折迭柜等。反正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李南山还没说两句话，柳咏梅就又哭起来，这次和上次哭的不同，这次是哭着说着。“我的命……咋恁……苦啊，二十岁……结婚……碰到一个……虐待狂，差点……没把………命搭上，闹腾了……三年……三年啊……才把婚……离掉。看着他人好，考虑了一百回……才下了决心……再嫁，唉！我咋恁糊涂哩！他本来………本来也是为了孩子好啊！我跟他生啥气啊！我糊涂！我糊涂！”
她哭着，说着，先是哭自己的苦命，后是哭自己的悔恨，哭到后来竟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任凭和李南山二人连忙劝阻。任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顾跟着掉泪，还是李南山这时候说话得体：“嫂子，这也不能怪你，飞蛾扑火，那是自己献身光明，他去了，但是灵魂得到了安宁。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要节哀啊！他去了，就让他去吧。但你们娘俩还得活下去，特别是孩子，还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哪！”说着就从上衣兜里掏出几张一百元的钞票来，递到刘咏梅手中；任凭见状也赶忙掏出五百元钱，也塞到刘咏梅手中，刘咏梅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光是嘴唇歙动，就是说不出话来。是啊，如果那天有一张这样的人民币柳钦佩也不会死，有时钱还真是珍贵，钱可以买命。任凭想起以前在县里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因为患有心脏病，所以兜里总要装上两千元钱，还解释说万一不幸哪天在大街上昏倒，这就是送医院的救命钱。刚开始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想想不无道理。
二人又将刘咏梅安慰了一番，正准备走，外面又来一位中年男子，在门口问道：“柳钦佩在这住吗？”
任凭出去找寻声音，却见是自己大学里的同学崔子建，二人连忙握手，接着李南山和刘咏梅也从房间内走出来了，李南山一边寒暄着，一边向刘咏梅介绍崔子建，崔子建进到房间内，照例安慰了一番，然后掏出三百元钱来，放到刘咏梅手中。几个人也劝说了刘咏梅一回，便起身告辞。任凭向刘咏梅说道：“你吃饭了没有？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刘咏梅说：“没有。但是我也不想吃，你们去吧，让我再守他一会儿。我对不起他啊！”说着又哭。
“现在先别说这个了，你的身体要紧。再说还有孩子呢。把孩子叫醒去吃饭吧。”任凭说着，用一只手轻轻地拉一下她的衣袖。李南山、崔子建又劝了一回，但刘咏梅执意不肯，只好作罢。
于是三人向柳钦佩的遗像鞠了三个躬，又辞别了刘咏梅，就向汽车走去。
李南山提议说让任凭请客，理由是他刚当上处长，崔子建也附和着。任凭说自己也是这个意思。崔子建推来自行车，徐风打开后备箱，将自行车嵌在里面，三人上车，任凭摇下了车窗玻璃，将手伸出来，只见那只手摇了两下就消失在夜幕中了。
汽车拐了几个弯，又驶进了宽阔的大街，汇入了如潮的车流。大家可能因为心情沉重的缘故，沉默了好长时间，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显得很压抑。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自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真是生不如死吗？可能柳钦佩是对的，可能那个世界真是比他穷困潦倒要好过得多，也许他在那里重新为人，再次经历一次真正的人生，或者直接托生为猫狗供养于官宦富贾人家，三餐不愁；也许他会成为一条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龙……
这时徐风问到哪里吃饭？任凭说还到昨天那个杏花酒店吧。说着任凭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这才想起来自己忘了给乔静请假，可能是她打来的，也不看来电显示，就接了电话。
“很抱歉，忘了给你说了，我今晚有事，不回去吃饭了。”他一连说了几句，但手机话筒里却传来了一个女子的笑声，他听出是成雁。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他故作不知，而是很快就调整了口气说：“哪一位？”
“我是成雁。那……既然你有事，那就算了。”成雁温柔地说。
任凭想起来了，成雁早上拖地的时候说起过请客的话，他以为是开玩笑，也没有当真，看来她是真的。那么，她又是什么用意呢？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子请自己吃饭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想着，任凭挂断了电话。将它装入鳄鱼皮包内。这时坐在前面的李南山扭过头看着崔子建说：“子建，你是从哪知道的消息呢？”
“我在报社啊，要知道没有记者不知道的事。”崔子建说。
“对对对。你在中州晚报社当记者，我把这档子事给忘了。”李南山连忙说。
“你不知道，咱们的子建可是名记哩！”任凭开玩笑地说。
这时李南山也活跃起来，转过身来说：“哎，这关于名记，还有个段子。说某记者到娱乐场所去嫖妓，遇到一位职业妓女，两人云雨完毕后开始聊天。妓女问记者：你是干什么的？记者答：我是记者，写新闻的记者。妓女恍然大悟说：原来是同行。记者吃惊地问：你是哪个新闻单位的？还兼职做这个？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这还真是个新闻卖点呢！妓女说：你误会了。我是说咱们干的工作性质差不多。你看你们记者吧，是靠出卖灵魂为生，而我们是出卖肉体为生，都是出卖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出卖的部位不同而已，我们要是干好了，都可以成为名妓（记）。但我们好象比你们还要高尚一点。最后这位记者竟无言以对。”
任凭还没等李南山讲完，就笑得身体摇晃起来，高叫：“精辟，精辟呀！不过我们的子建可不出卖灵魂。”
崔子建没有笑。他不动声色地说：“你这个故事在新闻界流传很广，很多同志都认可了。但是我觉得职业无高尚与卑下之分。我也给你说个故事，说是有个三陪女下班晚了，没有打上的士，就坐了一位年轻小伙子的人力三轮车回租房子的住处。半路上三轮车夫羡慕地对三陪女说：你们一天会有几百元的收入吧？真是高收入阶层啊！三陪女说：哪呀，现在生意不好干，竞争太厉害啦。什么湘军、川军、东北军，都来中原来淘金，价钱上不去，原来一炮三百，现在都跌到一百了。就这，整天是上了东床上西床，咪咪拽得尺把长。容易吗？三轮车夫附和说：是啊，现在生意真不好干。比如我们这一行吧，串了南街串北街，整天磨得蛋流血。不易啊！三陪女深有感触地说：咱们都是劳动人民哪！”
任凭听到半截时，就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李南山似乎也是第一次听说，仰天大笑起来，徐风也忍俊不禁。任凭笑了一阵说：“子建说的职业无高下之分我承认，要是过去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但三陪女是非法的，基本属于地下工作者，所以也谈不上高尚，在这点上，她们还不如三轮车夫。三轮车夫靠力气吃饭，不丢人。”
“你这话我不敢苟同。”李南山接过话题说，“三陪女合法不合法，这是法律问题；而我们说的高尚不高尚，那是道德问题，而道德又是一种观念约定俗成的东西。道德有时会超前于法律。比如我们北方人是‘笑娼不笑贫’，而南方人是‘笑贫不笑娼’，正好相反。三轮车夫付出的是体力，而三陪女付出的是精神和肉体，双重劳动。所以很难说谁高尚谁卑下。”
任凭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就说：“你这一棵松真是当之无愧，现在还是领导时代新潮流。”
南山忙说：“不敢不敢，这方面当年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是不是子建？”
子建忙说：“他是你的启蒙老师，不是我的。”
任凭感叹说：“我已廉颇老矣。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
“拉倒吧，你！说你胖你还喘呢。”李南山伸出拳来擂了一下任凭，任凭一侧身躲开了。
这时前面的车辆猛地刹车，徐风也猛踩刹车，但是可能车速太快，车子停住时离前面的车辆只有一缝之隔。好险！徐风又忍不住骂。车子又过了一个红绿灯，杏花酒店到了，任凭他们三人下了车，徐风将车开到院子里。今天似乎没有昨天人多，他们没要包间，就在大厅的一角找了个四人小台，任凭坐到了最里头那个位置，李南山挨着他坐了。这时徐风过来了，任凭让他点菜，徐风请示说：“要八菜一汤吧？”任凭说：“你看着安排吧，一个原则，不要浪费，浪费了心疼。酒也不要很贵的，我觉得四五十元一瓶的就可以。”
任凭这个位置好象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坐在那里可以观察整个餐厅的局势，整个大厅里的客人已经基本上满了，空着的桌子有三四张。邻座是一张十人的大台，坐着七八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有一位少女特别引人注目，着粉色上衣，脖子里扎一条暗花丝巾，脸蛋白嫩，眼睛清纯，扎一个独角辫，个子中等，但身材很好，腰细脖子细，丰乳美臀。她的旁边坐着一位男青年，也是风流倜傥之辈。看样子像是学生。任凭看着那朵朵鲜花，大都娇艳欲滴，一时呆了。李南山用胳膊肘触了触他的腰，小声说：“是不是看上哪个了？看上了就要上，情场上也得进行残酷竞争。”
“我是那样的人么？你是了解我的，大学里除了有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外，别无风流事。毕业后分到县里，能有什么人爱呢？不信你问问崔子建。”崔子建是和任凭一起分到郊县的。
“你别自我表白了，谁不知道谁肚里有几条蛔虫还是咋的？我们同吃同睡几年？你身上哪有痣我都知道。你呢，怎么说你呢？你是有贼心没贼胆。遇到机会你比谁都花得厉害。”李南山说着声音就高起来。
崔子建也起哄说：“你敢说在县里没谈过恋爱？那时候找你的姑娘有一个排！”
正说着，凉菜已经上齐了。小姐给他们各人都倒了酒，任凭端起酒杯起身道：“今天薄酒一杯，不成敬意，大家干了！”
李南山等几人都站起来，南山的酒杯和任凭的酒杯碰了一下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柳钦佩他要死谁也留不住。但我们都要好好地活，活出滋味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人生行乐须及春，正是大好春光，大家一醉方休！”
任凭也说：“朋友千千万，知己能几人？今天子建、你、我，咱们三个同窗好友在大学里也是最能谈得来的，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放开一点！”
徐风和崔子建也都举起酒杯，几个人的酒杯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酒也溅出了一点。
他们一仰脖子，将酒喝了。接着就频频举杯，一瓶酒很快就下去了一半，任凭的酒量不大，这时已是面红耳赤；徐风因为开着车，只喝了三杯酒就不喝了。崔子建和李南山能喝酒，在大学时他们曾较量过一次，一人喝了一斤鹿邑大曲外加一瓶二锅头，两人都才半醉。让任凭羡慕得偷偷向他们请教秘方。其实酒量大量的因素是天生的，三岁顽童可能喝千杯不醉，八十老翁三杯可能醉倒。当然喝酒和心情也有关系，象诗人郭小川写的“舒心的酒千杯不醉”，但这也不是无限度的，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大厅里的灯突然灭了，大家一阵骚动，有的还吹起了口哨。大家正在纳闷，音响里突然响起了童声英语歌《祝你生日快乐》，声音圣洁，如同天籁，人听了仿佛自己也随歌声飘浮在天空。这时餐厅一角的一间小房子里推出一辆上载巨型蛋糕的小餐车来，四位着装整齐的女服务员在车子两边推着，蛋糕上的蜡烛映着服务员小姐的脸庞，象是四位天使缓缓走向人间，然后停在那个坐有七八个少女的餐桌旁，桌边的少女们掌声如潮，从而带动了整个大厅食客们的情绪，一时间大厅内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这时巨型蛋糕被移到少女中间的餐桌上，众少女齐唱《happy birthday to you》，唱毕，着粉色上衣的女孩一口气吹灭了蛋糕上的二十只燃烧着的蜡烛，又一阵掌声过后，大厅内的灯才恢复了光亮。原来是那位女孩过二十岁生日。
任凭还真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现在的女孩子真幸福。自己也过了三十八个生日，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过生日，母亲总是记得很清，几天前就将鸡蛋准备好了，待那天到了，就煮上两个让自己吃。别小看这两个鸡蛋，那时可是比较奢侈的东西。从心里感觉上说，较现在的家庭两桌豪华的宴席一点不差。
这时李南山用手掌遮住嘴侧向任凭的耳朵旁说：“我说老任，你不是看上那位女孩了吗？机会来了，上吧。”
任凭不好意思，他就是这样的人，往往是想到做不到，他也经常恨自己。
“你去吧，你在这事上面在行。”任凭小声说。
“算了算了，咱俩一块去，你跟着我表演就行了。”李南山说着倒了一杯酒，任凭也倒了一杯，李南山端起酒杯站起来，潇洒地向女孩走去，任凭好象是他的仆人一样跟着。
南山走到那位女孩跟前举起酒杯说：“我叫李南山，祝小姐生日快乐！”
任凭也学着李南山的样子说：“我叫任凭，任意的任，凭据的凭。祝小姐二十岁生日快乐！”
女孩赶忙站起来，端起自己的酒杯，酒杯里面是红葡萄酒，她的双颊飞红了，象是对着阳光那一面的苹果，身旁那位奶油小生嫉妒地望了南山一眼，显然他是女孩的男朋友。女孩也举起酒杯说：“谢谢二位，谢谢！”她好象很激动，端起杯子竟然一饮而尽。南山和任凭也喝完了。
李南山迅速回到自己的桌子旁拿了酒瓶，将任凭和自己的杯子都斟满，说：“好事成双，一条腿不能走路，这一杯祝小姐越来越漂亮！”姑娘又斟上酒喝了。任凭他们也喝了。
李南山指着任凭说：“这位是城建局的任处长，有名的热心肠，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我叫李南山，司法局的。”
任凭见南山开始推销自己，也应合着指着李南山说：“这是咱们司法局人事处的李处长，能力通天。”
众少女纷纷发出惊叹声。那位过生日的少女说：“哎呀，二位处长，我们正面临毕业，以后还得请你们帮忙呢。我叫司皇英，在黄河大学中文系上学，这些是我的同学。这位是我的男朋友，哲学系的。”她指着身旁的那位男孩说，男孩不情愿地站起来和南山、任凭握了握手。
“哎呀，这下可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我们也是黄大中文系的，是你们的老大哥。”
南山又活跃起来，任凭指着正吃饭的崔子建说：“还有一位。崔子建！过来！”
崔子建吃得正香，虽然是做的新闻记者，其实他的性格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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