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2/2)
宁歌哆嗦着，只觉得有一只手，带着铁手套在揉她的心，自尊的娇嫩的心。
1985．6．23．
天还没亮，母亲就醒了。天窗上一片灰白，像旧手绢。宁歌小猫似的缩在床角，从小宁歌就非得挺起来才能睡熟，母亲实在耐不住外地生活的寥落，提前退休回来，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母亲认准女儿仍旧熟睡的时候，伸出被劣质香烟熏得黑黄的手指，顺着女儿的腿轻轻抚摸，一天天长大一天天丰满起来的少女的腿。
母亲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甚至从来没仔细看过自己的腿。年轻时候爱过一个人，但那人不爱她，从此就在心里装了一块永远化不了的冰。后来年岁大了，不结婚在舆论里过不下去，就在工厂内迁以后匆匆结婚。可几天后就分居，两年后离了婚。
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爱别人的愿望，还没有事业，怎么活下去？请假回娘家。那时父亲已死。她找到初中时候最知己的女友，女友留她在家吃饭。小屋里挂着尿布，尿布滴着水，床上躺着一个毛头。母亲想起女友对她的情分，去逗逗孩子，毛头睁开眼睛，眼睛那么黑，那么机智，那么高贵，那么聪慧，在这片低矮的平房里少见！女友骄傲地告诉她，孩子像爸爸。母亲注意地看看在一边喂大男孩吃菜粥的那男人，果然，皮肤好，长相好，看起来聪明。他出去打水，在窄小的雨巷里，挺拔得像树。
母亲和为朋友肯两肋插刀的女友立了字据：有了身孕后再不来往。她想重新活一遍，实在想。于是母亲在离婚两年以后又怀孕了，生下宁歌。在心里，母亲从来没把宁歌当成女儿，看宁歌一天天长大，她心里热腾腾地翻起来：让女儿代替她过被人羡慕被人称赞的日子。当她挂上破鞋游斗、用自己四十七元工资养活三代人的时候，从来不绝望，因为她有理想。
母亲轻轻抚摸女儿光滑的小腿，这腿像小鹿一样。还有一年，女儿就该直升龙中高中，还有三年，女儿就该作为龙中优秀毕业生保送到一流大学，往后的日子是母亲想象不了的，她只觉得，像报纸上新华社的传真照片，又真实又虚幻，又光彩又含糊，激动人心。她从来没甘心像现在这样穷愁潦倒过。她时常想起自己少女时代的一个黄昏，那黄昏弥散着灿烂的夕阳金辉，她路过一个大学门口，看到前面走着一个女孩，穿了一条浅灰色的长裤，笔直的裤线，笔直的腰。她感到那女孩身上的一种高贵的气度，母亲也想高贵，从此她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后来她觉得女儿应该这样。
隔一层薄板，她听见弟弟在睡梦里磨牙，弟媳闹离婚，弟弟酗酒，喝醉了就磨牙，磨一夜。宁歌动了一下，母亲缩回手。眼睛变得尖锐严厉起来。她只感到宁歌对她变得日益沉默，有时她简直闹不透宁歌到底在想些什么，像树分了杈，日益向一边长开去了。母亲不明白这是宁歌长大了，她感到了自己是个人，自己心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幻想，作为母亲是应该祝福的。母亲不明白，她只是拼命推着宁歌去走她没走但想走的路，笔直得像裤线样的理想。
宁歌醒来时，妈妈夹着香烟推门进来，立刻阴下脸来：“光着腿浪啊？再敢这样没有教养的样子，我打断你的腿！”
宁歌爬起来穿上衬衣。妈妈转过来盯住宁歌的脸问：“你看腿子什么。”
“不干什么。”
“是不是有人说你腿好看了？老实说，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我会去调查的，我常和你们何老师联系的，宁歌，我老实告诉你，调查出什么来，你就走着瞧。”
“噢”。
“你给我老实读书，不要七想八想，功课做不好的话，我不会再认你这女儿。”
宁歌低头穿鞋，晚上又忘了换拖鞋，只好跟着皮鞋跳到墙角去拿拖鞋。母亲把烟头往地上一丢，拧住于歌的胳膊，“告诉你不准拖着鞋走路，像叫花子一样，浮尸2”
里屋传来舅舅浑浊地一声吼：“住嘴吧！”
母亲压低嗓子拧了宁歌一把：“浮尸！”
阳光遍地。屋外有一堆瓦砾，宁歌从小就看到它在那儿，没人动，外婆说是谁家的老屋坍了留下来的。青的断砖，灰的碎瓦。缝里挤着压着钻出绿的小草，黄的小花。瓦砾里有猫在叫，宁歌感到害怕，那是一只黑猫，黑得只有晚上才能看见眼睛，它叫得凄凉极了。宁田喘不上气来，母亲在后面打量她，眼光像蛇一样紧紧缠绕住宁歌。
如果母亲不是用自己的理想裁剪宁歌那天一样广阔的向往，那理想使她有一种悲凉的美。但当她把宁歌剪得鲜血淋漓时，那理想就变得那么让人诅咒，真的，实现理想实在不是可以代替和像遗传一样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的，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1986．3．21．
屋顶上是一只硕大无朋的黑猫，隔着天窗俯视这小屋，俯视着已变成一张照片的宁歌。宁歌的眼睛一眨不眨满是话语地望着记者，孤独弃世，躲得远远地望着她。她认定世上没有人温柔地爱过她，认真地爱过她，仅仅为她可爱就爱她。记者觉得能听到在那儿，在白色骨灰盒的暗角里，有轻轻的呼吸，和自己的呼吸一样，很细，很轻。可宁歌的尸体是神色严正的法医解剖的。
法医神色凄迷。他说宁歌母亲来此陈述时经常哭得神志不清，在一天一夜间完全脱了人形，像个鬼，一个厉鬼，头撞着墙。
薄薄的木板门被推开，一个小个子女人像一张湿液流的黑纸飘了进来。这就是宁歌的母亲。她死死拉住记者摇晃着说：“这么好的女儿都死了，我还活着做什么？”
的确，她工资低，寄人篱下，被弟媳恶骂，弟弟和弟媳离婚以后法院把本来宁歌和母亲合住的四平米小屋判给弟媳，她将无立足之地。她四十九岁了，前面是苍茫晚景，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没有爱好，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孩子，没有钱，没有户口，更重要的是，附在宁歌身上的愿望没了，一去不再来。
如果在宁歌最后一天活着的时候，她在晴朗的冬日清晨对宁歌轻轻说一声：“你是我多好的女儿。”会有多少温馨。那这个母亲也许不会有这么重的负疚。
她却不说。她激昂起来，纷乱的长发?